读了蒋海、殷勇合著的《研读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一书，有三点体会。
一，适逢其时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必将对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决议》有这样四段话：
其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段话内含这样一个命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有一个来源是“两个结合”，其中一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其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这段话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定位，内含这样一个命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其三是：“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这段话内含这样三个命题：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第二，“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三，“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其四是：“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这段话内含这样一个命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四个坚持”，其中一个坚持是“两个结合”，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其中之一。
《研读中国》一书尽管早于十九届六中全会而出版，但对于上述6个命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作了初步的阐发，有助于理解这6个命题，坚定历史自信，可谓是适逢其时。
二，守正创新
《研读中国》一书的最大特点是守正创新，其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一个关系、两种底色、三大法宝、四层文化、五个时期、六种载体、七大精神、八项修为、九个秉持、十大基因。
1、一个关系（“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文化”只有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如果把“文”理解成知识、学识、技术、技能，把“化”理解成转化、转变、改变、改进的话，那么“文化”实际上指通过用知识技能的影响对客体进行教化改变的过程。“文化”本意是动词，即以文化之；只有客体发生了改变，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了。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改变后的状态。
“文明”则是对“文化”在某个发展阶段的静态描述。具体地说，“文明”是“文化”在某个发展阶段上的截面，在这个截面上所反映出的文化特质、文化程度，就是普遍意义上所理解的“文明”。所以说，“文化”是一种改变，代表着一种内在的质变；“文明”是一种状态，代表着一种发展水平。“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文明”是静态的、相对的。
2、两种底色（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底色）
农耕社会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底色。易守难攻而又有战略纵深的地理特征孕育了这样的文化底色。农耕社会源于植物生存规则，并以亲缘关系为轴线，遵循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以才会产生“双赢”的斗争策略，形成了“和合”的文化概念。农耕社会绝不是孤胆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就能立足社会的，而是需要以共同理念背景下，形成具有集体概念的社会形态，才能与恶劣的大自然共生共存共发展。危机时候抱团取暖，具有很强烈的“守”的特征。因此，中国文化主要是向内的文化，以提高精神内涵为目标，缺少宗教诞生的土壤而信奉祖先崇拜，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世俗化社会，没有对外扩张的原始动力。
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地中海沿线土地贫瘠，仅凭农业无法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于是战争和贸易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此形成了游牧文明的文化基础底色。由于西方文化源自游牧社会环境，讲究实力为大，利益为尊，契约须固，理论须科学准确，因宗教信仰而形成集团组织。从长处来说，有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但由于游牧社会源于动物生存法则，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崇尚武力的生存底色深信不疑，将自己安置在生物链的某一环节上，并最终形成“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对立文化，是典型的“零和”概念。所以才会产生“非赢即输”“非此即彼”的理念，有很强烈的“攻”的欲望。
3、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大法宝”的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
周朝《书•禹贡》有曰“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故有“揆文奋武”之说。揆文教，即“文化”、“以文化之”。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不能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就是通过思想引领、文化熏陶、精神感召、利益照顾等方式，推动客体原有价值观念的转变，实现精神层面、意识层面的“和而不同”，从而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形成有助于共同目标达成的思想基础。可以说这是“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
奋武卫，就是“武化”，是对极少数不可能成为朋友或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相互冲突的目标的客体，不得不采取具有强制性的武力手段，以高对抗性的激烈方式，乃至生死对决，以坚决捍卫认定的价值观念和奋斗目标。可以说这是“武装斗争”思想的萌芽。
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就是大文化。用思想感化、思想引领的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崇尚和追求的价值秩序。所有党委部门皆是做人的工作，都是“以文化之”“教以化之”的部门。新时代的“武装斗争”就是大法治。和平年代的武装斗争，要从以力服人向以律服人过渡，核心在于对法治刚性和神圣性的确立和维护。所有行政部门皆是依法处理各项事务的工作机构，都是“依法治国”“实施法制”的部门。新时代的“党的建设”是保证“大文化”和“大法治”正常运作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党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党员除了率先垂范地做好本职工作、体现先进性以外，还需履行好引领群众的责任，即过去所说的“教化子民”，体现中国传统意义上“官师一体”的责任，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引导民众。
4、四层文化（中国文化的四个层次）
从中国文化的时间跨度来分析，主要体现在四个层次：一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着中国“传起来的精神”；二是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红色文化，反映中国“站起来的精神”；三是推动中国繁荣发展的改革开放文化，反映中国“富起来的精神”；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文化，反映中国“强起来的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的红色文化、中国发展的改革开放文化和中国强大的习近平新时代文化，一脉相传、依次递进地推动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进程的发展壮大。
5、五个时期(中国自然气候的五个温暖期)
按照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对中国历史气候的划分，把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历史气候进行对比性研究，就会发现每次历史上自然气候处于温暖期的时候，就是中华文化丰富发展的高峰期，也是中华民族壮大的成长期；而每次历史上自然气候处于寒冷期的时候，中华文化则处于低潮期，中华民族也处于混乱期。
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历时约2000年，经历了夏、商两个王朝，并在夏末诞生了偃师二里头文化，这是中华文明的诞生期。之后是二里岗文化、殷墟小屯文化，包括周文王被关在朝歌的羑里写出了《周易》等，都产生于这个时期。
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850年至公元元年，历时约850年，历经春秋、战国、秦朝和西汉。这个期间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体系化的儒家思想，它源于周礼，又超越周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于西汉初期得以推广，中华文化在统治区域迅速传播和发展。
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至公元1000年，历时约400年。经历了唐朝、五代十国和北宋，这个时期是中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华文化向外广泛输出，确立了其世界性文明的地位。
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至公元1300年，历时约100年，历经南宋、元朝和明初。这个时期极其短暂，但也在南宋产生了理学大家朱熹，明初则产生了心学大家王阳明。
第五个温暖期从1900年开始，历经清末、中华民国和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气候文化角度来看，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发展的重要节点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非常需要我们在充满历史自信的基础上，传承中国文化基因，切实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六种载体（文化传播的六种载体）
文化传播有六种载体，一是文字，它是文化传播的表象载体；二是书写工具，它是文化传播的记录载体；三是书写介质，它是文化传播的内涵承载；四是教师，它是文化传播的活化载体；五是家庭背景，它是铸就价值观的文化起点；六是地理环境，它是文化诞生的主题公园。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中西方社会谁掌握了各历史阶段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技术，谁就获得了更强的文化渗透力，并自然形成了更强的社会总体实力。目前世界上所普遍使用的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就是计算机加互联网，其核心技术基本上是由美国所掌握和控制，以致成就了当今的美国是世界上真正的超级大国，且没有之一的概念。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未来的出路目前已经出现了非常令人鼓舞的曙光！华为的5G技术已经全球领先，而且在量子计算机、量子通讯技术方面，中国正与世界各国进行着全面的比拼，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掌握未来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的核心技术！
7、七大精神（传统中国精神的七个方面）
以人为本、仁爱宽恕的人道主义精神；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和谐意识；
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爱国情神；
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改革精神；
厚德载物、崇尚气节的道德情操；
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担当精神。
8、八项修为（八项个人修为规范）
每个人都拥有自然人和社会人两种不同的身份，须加强修为规范，以重塑人文秩序。具体来说，作为自然人应该建立持仁爱之源、怀知耻之心、守独立之格、秉正直之气的修为规范；作为社会人应该建立尚尊重之德、恪诚信之义、践责任之为、立契约之节的修为规范。
一是持仁爱之源。仁爱是个体修为的起点，也是没有终点的修为目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二是怀知耻之心。知耻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当今一切社会人、政治人的为人基础，更是做人的第一要义。
三是守独立之格。越是文明进步的社会，个体理性思考的深度就越深，思想氛围就越活泼；当然，遵守法律是这个社会的底线秩序。
四是秉正直之气。 “内不自欺，外不欺人”，真正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即使付出辛苦、委屈、艰辛和孤寂，也不放弃。
五是尚尊重之德。一切以物质利益为前提的“尊重”皆属于伪尊重，真正的尊重是对生命体本身以及生命体机能延伸所产生思想的由衷认同和敬佩。
六是践责任之为。社会人的“责任”包括岗位责任和社会责任。岗位责任是被要求的，是一种约束感。社会责任必须依靠社会外来力量的约束。
七是恪守信之义。守信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包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把持自身的守信本性；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相互监督，自觉形成守信之义的人文氛围。
八是立契约之节。关键是培养法律法规意识。法律秩序作为一个社会的底线秩序，其遵守的好坏直接反映了这个社会对共守规则的践行程度，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更反映了这个社会人文秩序的高低。
9、九个秉持（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文化秉持的九项内容）
传统中国文化秉持的九项内容：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品行；
“大道之行，天下一统”的中国追求；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中国操守；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气度；
“刚正不阿，不屈不挠”的中国性格；
“鞠躬尽瘁，舍生取义”的中国气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情怀；
“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中国境界；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信仰！
当代中国文化秉持的九项内容：
锐意进取、自信担当的中国品行；
敢闯敢试、追求卓越的中国志向；
崇文尚德、大度谦和的中国气度；
自尊自重、坚守底线的中国操守；
负重图强、砥砺前行的中国性格；
众志成城、舍我其谁的中国气概；
因地制宜、善作善新的中国智慧；
世界大同、天地立心的中国理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信仰。
10、十大基因（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基因的十个字）。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体现为“仁”、“礼”、“和”、“合”、“知”、“行”、“文”、“武”、“家”、“国”十个字。
“仁”与“礼”反映着中国文化内在修为和外在表现的一统，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思想理念。“仁”是对内，即对待自己的修心修身修为需要逐步达到“仁”的地步。“礼”是对外，即对待不同的人应遵循不同“礼”的规范。“仁”与“礼”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只有能够达到不同身份“礼”的规范体现，才能达到“仁”。“礼”实际上就是实现“仁”的修身过程。
“和”与“合”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的一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思想方式。“和”是中华文化中所倡导的人生态度，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合”是中华文化中所倡导的理想状态，主要是从阴阳角度来反映某种相和的状态。“和”是目的、追求，“合”是手段、方法。“和”与“合”在文化与民族上的有机结合，即中国56个民族对中华文化上的认知认同，带来了各族群、各民族之间的相融相合，形成了文化一统的中华民族。
“知”与“行”反映着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一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思想要求。“知”本身就是学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传承、继承的概念；“行”本身就是习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验证、创新的概念。知与行是入世社会最为凸显的特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现世表现,也是有别西方出世社会最为明显的差异之一。
“文”与“武”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张与驰的一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思想智慧。“文”与“武”就是“文化”与“武化”的概念，是中国解决问题、处理事物的逻辑智慧和思维模式，是中华文化中解决问题之道和处理事物之德。“文”与“武”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中国的“文化”是以礼仪为引导，通过“文”的教化，使对方自觉地理解、认同、接受并归化；中国的“武化”并不一定带有侵略性，其更多是保卫自己固有的，而非侵占他人的。
“家”与“国”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小我与大我的一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思想境界。家国文化的聚合和升华逐步产生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情怀；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情操；产生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人文品德；产生了“小我服从大我，大我高于小我”的匡世胸怀。
三，易懂管用
《研读中国》“以学术讲政治”，“以文化育共识”，又笔调流畅，“深入浅出”，是一本通俗历史和理论读物，不仅易懂，而且管用。
清朝有位汪辉祖，曾充当绍兴师爷长达34年之久，还担任了5年的湖南宁远知县，是位从政的读书人，强调“读书以有用为贵”。读书要“有用”、“管用”，前提是不光要“阅读”，还须有“阅历”，要勇于实践，能接地气。蒋海和殷勇就是如此，他们参与了浦东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赵启正曾这样评价蒋海：“在参加浦东农村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和吸引了大量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优秀人才的旧城区快速现代化过程中，他亲身体验着文化的变迁,这对他观察和理解中国文化有接地气的帮助。”
蒋海和殷勇是读书人，但其第一身份是干部，所以其研究成果就是“阅历”加“阅读”的产物，十分管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过“管用”：“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管用”的最大特点是“复杂道理简单讲”，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就是如此，《研读中国》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作者喜好古书，研究古代，但其成果对现实十分有用，前面列举《研读中国》的10大方面（一个关系、两种底色、三大法宝、四层文化、五个时期、六种载体、七大精神、八项修为、九个秉持、十大基因）就是实例，解析中国文化密码，传承中国文化基因，有助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着眼新时代现实、清醒面向未来。
（王伯军系上海市委讲师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家宣讲团成员、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